文|张新民
1978年，我和妻子被派往山东潍坊柴油机厂(也就是现在的潍柴动力)安装锅炉，成天白菜萝卜皮儿，再有就是大葱沾虾酱咽着炝面馒头，妻子居然“有了”。那时候刚结婚一年，工资每月就32块钱，加每天3毛钱的异地施工津贴，俩人挣俩人花都紧巴巴，假如再来一小人儿，真就不敢往下想。可偏偏就有了，咋办？不要吧，一是下不了那狠心打掉，二也害怕两家老人们揪心，只好眼睁睁看着大肚皮鼓起来，直到干完活回四川。过完年，小人儿真来了，一来还俩，一前一后相隔16分钟，老大5斤3两，老二4斤6两，比起正常孩子，看着真是弱小，可还是让两家的老人们喜出望外。
那年头，个人穷，公家也穷。你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啥东西，更别说没钱了。我瞅着他俩，心想你们咋就那么着急赶着出来受罪呢？那就跟着大伙儿享受磨难吧。于是便起名“砥砺”——磨刀石，老大砥可，老二砺可。成年以后他们还一个劲儿抱怨我，说就我把名字给起坏了，让他们很不顺。
后来他俩的境遇果然艰辛。单位每月十号以后发工资，我们常常七、八号就只剩几毛买菜的钱了。更糟糕的是，妻子生产一年以后去读电大，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晚上一点以后还捞不着睡，手上永远是洗不完的大盆大盆的尿布和小衣衫。1981年以后时兴超产奖金了，工人多干就可以多得20多元，而我偏偏在这个时候被调到上面去办一份小报，只能拿平均奖七、八元，比一线工人少很多。日子愈过愈难，我想，三十而立三十而立，连个家都养不起，还立什么立？
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迷上了拍照片。
迷上照片以后我就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手上有点儿钱就挪去买胶卷，逮着一点空儿就往外跑，把他俩全扔给了妻子。1988年海南建省，新创刊的经济报愿意接纳我做摄影记者。妻子那年正在广州为一个工程做会计活儿，孩子在四川上三年级，我把我老母亲接来照看他俩的起居，铁了心要离开四川的单位奔海南。临走前一天晚上，老二开始发烧，但我已经买好了飞广州的机票，早上天蒙蒙亮，我摸摸他的头，发烫！我心里七上八下，箭已经在弦上了，不得不发，只好叮嘱我母亲，一上班赶紧带他去卫生院打针，然后一咬牙，走了。
到了广州已经黄昏，直奔妻子上班的地儿，她的同事很惊讶：你怎么还来这里？你妻子买不着机票，已经去了火车站，上午四川就来了电报啊你不知道？第一封电报说孩子病重入院，第二封电报说情况不好转院，第三封电报是病危通知！
天旋地转！我整个坍塌了。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最坏的后果。我哪是父亲，是罪人。为了啥？是为了照片吗？那一年，他俩9岁。
在海南，后来在深圳，我确实是在尽力地拍照片，1990年至2000年拍摄了《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农民们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到沿海发达城市谋生，看看他们，想想自己，本质上没啥区别。拍摄他们，根源在于我对农民们不顾一切也要改变命运的体验，我拍摄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
有关他俩的这些私家相片，多拍摄于幼年。如今，他们已经长大、成家，各自忙着自己的一摊子事儿，不大用我们操心了。空闲的时候会偶尔地翻一翻这些照片，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老了。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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