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新民
这张照片是1993年拍的,地点是深圳晶都酒店的一间客房,画面上三个人:马克·吕布,肖全,韩磊。画面外,除了拍照片的我,还有四个人:杨延康、吴家林、高加索和翻译。全体合影照片杨延康那里有,是用了闪光灯的彩色片。我不喜欢用闪光灯,但房间里光线昏暗,尼康FM2,100度黑白胶卷,没脚架,很难把群像拍清楚,这张,稳住1/2秒硬拍下来,感觉比闪光灯好一点。
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见面会”了——几个拍照片的小伙伴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请教一位蜚声国际的摄影大师,这位大师再过半个月就满70岁,半个月前只身从法国飞来中国大陆,每天奔波拍摄,疲惫不堪。但听到肖全说深圳的几个哥们想见见他,立马就答应了。
肖全那些年在为《现代摄影》杂志工作。老马那次来拍摄中国,肖全是助手兼向导。肖在电话里跟我说,因为在陪老马,就委托了杨延康具体通知到人。杨电话我说:8点,晶都酒店大堂见。因为太临时,来不及准备照片,急吼吼抓了两本杂志,一本是《桥》,封面是我当年的代表作“股潮”,一本是刊有“深圳打工妹系列”的《现代摄影》。担心语言不通,我带了一位懂点英语的朋友充当翻译。
在晶都大堂,见到了当时也在《现代摄影》工作的韩磊,以及韩的朋友高加索,还有杨延康,都是经常在一起喝酒的的熟人。意外的是,云南的吴家林也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吴家林见面,吴说他是来深圳印画册的,延康快到下班的时候才问他去不去见一位大师,幸好他带了画册照片的底片,急急忙忙在《现代摄影》的简陋暗房里洗了一摞5X7的照片,还没干呢。后来我才知道,杨韩肖张吴五个拍照片的人,在这次会见中,只有吴家林一人让马克·吕布看了自己手工放大的原始照片,这确实是缘分。
马克·吕布坐在床上,我们围成一圈,依次拿出作品向老爷子讨教。杨延康带来的也是两期刊有他作品的《现代摄影》杂志,一是关于帕米尔的“去高原”,一是“陕西社火”;韩磊带的是一叠作品复印件,内容是他早期拍摄的胡同和铁路线,复印质量非常好;我的主要是打工妹。老马逐一看过,除了对自己喜欢的照片用短语称赞外,还问了在哪儿拍的之类问题。
轮到吴家林,因为照片是湿的,只好一张张摊开来摆在床上,老马要看得清楚,就得一张张拿起来,看过之后,老马又把他认为该放在一起的放一起,分类。在场的人,只有肖全和业余翻译懂点英语,但非常有限,应该承认,交流起来并不顺畅,没多久,老爷子开始打哈欠了。
肖全提醒,应该告辞了。杨延康便张罗合个影,老马起身,杨延康急忙搬张椅子让他坐,没小心椅子腿碰到老爷子的脚,老爷子疼的哇哇直叫,燥得延康满脸通红,最后把椅子搬开,大家都站着拍了合影。
这就是1993年6月7日的深圳会见,事后引起多方关注。胡武功到深圳,还专门约了老杨等人叙说当时情景,并发文在人民摄影报上。香港的同行说,老爷子往来香港多次,从来不见人,你们太幸运了。
当然,最幸运的是吴家林。见面会过后,吴的《云南山里人》在深圳印刷出版,吴把杨延康拍摄的马克·吕布看他照片的照片放在画册的扉页,并恭恭敬敬写了话,大意是有幸在深圳邂逅世界著名摄影大师,大师为其照片分类云云。有资料说,以后吴多次寄照片给马克·吕布(见陈小波《边地行走》),直到1995年马克·吕布收到《云南山里人》画册,吴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彻底改变。
当年参加会见的肖、韩、杨、吴、张,在九十年代,都各自走上了自己选择的摄影之路,且有所作为。20年后回头看,我们都是幸运者。至于当初为什么是吴家林独享青睐,坊间有些传记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或聚焦不准或曝光过度。其实当事人大多没把和谁见面太当回事,而是靠自身的作品安身立命。比如肖全,他说,吴家林和马克·吕布这份缘,是前世修来的。吴家林本人则在自己的文字里这样写道:知足,感恩!自己永远是渺小的!
是吗?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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