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晓刚
1996年7月19日晚，第26届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开幕式。亚特兰大奥运会恰逢现代奥运百年诞辰，所以格外降重，有197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会聚在五环旗下。参加采访报道此届奥运会的记者也多达15000人。
当时，做为新华社驻美国首都华盛顿分社的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有限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之一。对于一个并不热衷体育运动和体育摄影的我来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忘的经历。更为特别的是，我还阴差阳错地成为唯一一个在奥运会开幕式最后的着装彩排现场拍下照片的摄影记者。
7月2日清晨6点，我一个人开车从华盛顿出发，一路向南，奔向亚特兰大，为新华社奥运报道大部队打前战(即做各种前期准备，让国内来的摄影记者抵达后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始工作)。除了午饭在一个服务区的餐厅吃了汉堡包、上厕所，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高速公路上。为了防止开车犯困，出发时我特意带上了当时国内流行歌手谢东的一个盒带，一边开车，一边跟着唱，不知唱了多少遍盒带里的主打歌曲《一路追逐》。下午6点，我抵达亚特兰大，入驻酒店。此番打前战，新华社资格最老的体育摄影记者官天一交给我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一定要前往现场观看奥运会的着装彩排，这样可以知道开幕式整体情况，方便他在开幕式时的排兵布阵，让我们几个摄影记者拿下所有新华社做为通讯社所应该有的摄影角度，尤其是中国代表团的入场画面。
从7月3日起，我就不断去奥运会新闻中心找亚特兰大奥运会摄影摄官加里·坎帕(Gary Kemper) 打探、询问彩排情况，并向他解释新华社对于中国媒体的重要性，务必给我一张彩排的票。直到坎帕先生答应，一定会有我的票，才稍稍放心。可是又怕在外面拍摄奥运的准备工作而错过发票，所以我还是每天上午都会先去新闻中心和坎帕先生打个招呼问候一下才去做别的事情。不知是我的诚心打动了他，还是他觉着我有些烦，一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他就说：“我先给你一张票吧，应该是今天下午才正式给摄影记者发的。”拿到一张彩排票，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7月14日，新华社采访记者团从北京抵达亚特兰大。着装彩排安排在7月15日晚。
15日下午，我带着尼康F3相机，两个变焦镜头，一个300mm头、一个独脚架和十个彩色胶卷早早就来到了奥运会的主场馆外排队等待入场。每一个入口都有志愿者把守验票。当时的安检远没有如今严格，没有X光机，没有金属探测器。我排在一个队伍里，轮到我，门口的一位女志愿者一看我脖子上挂着相机、肩上扛着长镜头，立即对我说：“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呀？我有票”，我回答说。
“因为规定所有观众不能带摄影器材、不能拍照片，你拿着相机当然不能进了。”这位志愿者向我强调。
“不可能，”我立即反驳。“我是正式的采访奥运会的摄影记者，是奥组委安排我们一些摄影记者今天来观看拍摄的。”我把正式的奥运会采访摄影证递到她眼前。
她有些犹豫，让我稍等，便用对讲机和她的上级核实。结论是“不行”。
我很生气。心想，组委会发给我们摄影记者票，让我们来拍彩排，怎么会不事前通知这些志愿者，对我们这些“非普通观众”放行呢？虽然争辩，但无济于事。为了不阻挡后面的普通观众入场，我只好闪在了一边。怎么办？那时手机电话还不普及，大家都没有手机电话，一下子也就找不到那位坎帕先生来帮我解决问题。官天一安排给我的任务到了门口却突然变得无法完成了。
没办法，我只好去排另一队，换个志愿者碰碰运气。在另一队，我同样被守门的志愿者拦住。我只好再一次重复一遍我们摄影记者今晚的工作等等。没想到，这位男志愿者就同意让我进去了。
我按票找到我的座位，它位于主席台侧面的看台。落座后，我将300mm镜头装在相机上，对着还空着的场地比划。大约十多分钟后，看到有几个摄影记者坐在了前我几排的座位，其中有一个恰好我是在华盛顿认识的，就叫他的名字。他回过头，看到我，有些吃惊：“你怎么把相机带进来的？”
我这也才注意到他们几个人竟然都没有拿任何摄影器材。“你们为什么不带相机来呀？”我也很吃惊。心想，他们工作也太不认真了，就来看热闹呀？
我那位朋友说：“发票时，不是还发了一张卡片，上面明确写着不能带摄影器材、不让拍摄的啊。”
“啊？什么卡片？我怎么没看见过？”再一想，可能是坎帕先生提前把票给了我，忘记给我那张写着注意事项的卡片了。
我立即意识到我成了现场唯一一个不仅带了相机、而且还是专业相机以及专业镜头的人。我有些紧张，看来确实是不让拍照的，那么一旦被发现，真就有可能被“驱赶”出去。此时，突然就有一个在看台负责引路的志愿者看到了我手里的相机，指了指我，我立即将相机收在了脚下。
此时坐在我左边的一个美国小伙子和他的女朋友对我的长镜头发生了兴趣，问我是多大的，可以看多远，能否开演后让他们用我的镜头看看场地的表演。我立即答应了：“没问题。不过请你们帮个忙，相机和镜头你们现在帮我拿着，如果有工作人员来问，就说是你们拿来当望远镜用的。”那位小伙子也同意了。
演出开始后，我间断性地拍照片，每次拍完都将相机交给那个小伙子。他和他女朋友从取景框里看到长镜头拉近的现场表演，自然很兴奋。为感谢他们的帮忙，我还特意用广角镜头为他们以现场表演为背景拍了合影。(几日后，我特意在新闻中心提供的底片扫描打印服务部打印了一张十寸照片送给他们做纪念)。
彩排结束后，为了防止出场时被“好事”的志愿者发现我拿着相机进行盘问、没收胶卷，我再次拜托那位小伙子帮我拿着相机和长镜头，同时把我已拍过的胶卷交给他女朋友，让她装在衣服兜里。我空着手一路跟着他们走出了体育场，一切平安。
两三天后，听采访奥运的摄影记者圈里的朋友说，那天晚上有一家亚特兰大当地报纸的摄影记者在奥运主场馆旁边的另一个体育馆顶上“远距离”拍摄了彩排，并在报纸上刊登了照片，惹火了奥组委。19日，开幕式要举行的当天，美联社发消息证实，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的实习摄影记者希瑟·厄里(Heather Ehre)那天晚上借在奥运主会场旁的亚特兰大-福尔顿郡体育馆(Atlanta-Fulton County Stadium)举行的亚特兰大勇士队(Atlanta Braves) 和蒙特利尔博览会队(Montreal Expos)棒球比赛的机会，登上体育馆的顶部远距离拍摄了奥运会的彩排。加里·坎帕先生对美联社记者说，他接到奥组委指令，因为这家报纸违反了规定，私自发布了属于高度保密的彩排照片，所以19日晚上的奥运会开幕式，原本给该报的6个采访名额(其中一个是主席台)，取消5个，仅保留一个。而这位拍照片的女实习生，原来计划在奥运会比赛期间为奥组委工作，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而被奥组委解雇。
彩排后的第二天，我在新闻中心设立的新华社奥运采访报道临时办公室给我们的摄影记者详细介绍了主会场的地形，分析哪个看台有什么角度、运动员入场的行进路线以及开幕式表演的重点。19日，官天一依照我的介绍按排我们几个摄影记者的位置，分派每个人要保证拍下的重点照片。因为我是唯一个进过主会场的摄影记者，也看过彩排，所以官天一将最好的位置给了我——在主席台旁边，这样我可以从最正的视角拍下在演出高潮时由900多名亚特兰青少年在场地上组成的奥运五环标志和100字样。我顺利拍下的这一画面，成为新华社图片档案里亚兰特大奥运会的经典瞬间，和现代奥运百年留下的永久纪念。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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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亚特兰大奥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