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石立飞
夏俊峰活着的时候，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记者。
2012年3月15日，我和同事去沈阳的一家医院采访，拍完了照片，同事的采访还没有做完，于是我们约好结束后到医院门口的车里见，我先去做个血常规的检查。从挂号处到诊室的走廊里，两个警察带着一名“老犯儿”走在我后面，我侧过身去，让三人走到前面去，这家医院因为离看守所和监狱比较近，经常有狱警带着犯人来看病，我把他们让到前面去，一方面是想看看那“老犯儿”长什么样，一方面是希望他们能排到我前面，这样就可以不用在医生为我做检查时旁边有两个警察陪着我。
“老犯儿”个子不高，穿了一身运动服，外面套着一件橘黄色的马甲，那马甲我认识，是沈阳市看守所的马甲。“老犯儿”双脚上带着械具，那械具可以说明他的身份，他是个重刑犯，甚至可能是一名死刑犯。比马甲和械具更让我注意他的是他的鞋，3月中旬的沈阳还很冷，他居然穿了一双凉鞋。因为戴着械具，他走得很慢，边走边用手拎着系在械具上的绳子。两名警察似乎也并不着急，在两旁陪他慢慢的走着。路过卫生间门口，警察问他要不要去厕所，他摇头，没吱声。走进诊室的时候，一名警察去开门，另一名警察在后面等他进去了才跟着进去。
“哪不舒服？”医生问。
“腔子里老是热。”
医生又问了一些其他的症状，让他转过身去坐着，用听诊器仔细的听了一番，然后告诉老犯，他可能是因为火大导致了胸腔里感觉热，也不排除是肺出了什么问题，虽然肺出问题的可能不大，但还是建议他做详细点儿的检查。
“老犯儿”听医生说可能不大，便对医生说“那算了吧，不查了，我这能到哪天还不知道呢，不查了”。
旁边的警察告诉他，如果想查，可以去做，“今天查完，明天咱们再来一趟，取结果，再拿点药”。但是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警察的建议。然后，他拎起连接着械具的绳子站了起来，对警察说“走吧”。我问他，你冷不冷，他笑笑，没回答，那笑，既有一点无奈又有一点欲言又止的味道。临出门，他又转回头来，说了声谢谢。
我坐在了“老犯儿”刚刚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医生一边接过我的挂号单子一边嘟囔了一句，“夏俊峰，这名字咋觉得有点耳熟呢”。
我刚到沈阳工作时，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挂牌成立还不满一年。那时候，这个新单位的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不仅职权范围远不如后来清晰，甚至执法队员们还没有属于这个新部门的专门的制式服装。那时候，执法局在市民中的口碑很差，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执法过程中难免会偶尔与小商贩发生一些冲突，另一方面，当时沈阳地区都市报市场正处于上升期，新创刊的几家报纸都对执法局的工作特别关心。每当有执法人员与占道经营者发生冲突时，总会有热心读者给各家媒体打热线电话。第二天，各家媒体也总会或大或小的发出一些关于冲突的报道。虽然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但是因为执法局在新闻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太多，所以挨的骂也会更多一些。
那时候，我们一群小记者圈子里流行着两个段子，一个段子是，某报总编辑在开大会时号召记者们多做一些执法局的监督报道，“要想提高发行量，就和城管干一仗”。另一个段子是，某天一群执法队员去暂扣一家烧烤店占道摆放的桌椅，桌子上正有几个食客在聚餐，执法队员要求食客们离开，食客们没吭声，淡定地掏出记者证，执法队员看了证件，对记者说，几位先慢慢吃着，这家的占道经营问题我们改天再来处理。
今天再来回顾这两个段子，觉得真实性很低，但是在当年，这确实是流传甚广的两个段子。我虽然没在开大会时听到过我们总编辑号召我们多做监督报道，也没在吃烧烤时用记者证吓退城管，但是执法队员与占道经营者发生冲突的事倒是采访过几次。每次采访类似事件，不管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怎样的，在现场总会有热心市民争先恐后的告诉我们，他看到城管打人了。
但是每当他们向我们讲述完他见到的城管打人过程后，总会告诉我们不能报道他是谁，不要说名字，连他是男是女都不能说，否则他就到法院告报社。我们建议他们，既然您看见了全程，不如去派出所给他们做个证吧，这时候热心市民往往会拒绝我们的建议，“不行，警察和他们都是一伙的，我不相信警察，我只相信记者”。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我正在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短期出家。早课回来，手机里有好多未接来电，打开网络连接，各种社交软件里都弹出了大量的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找我要夏俊峰的照片的。那些电话我一个也没回，不用回也知道，那些也一定都是约照片的电话。那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告诉所有向我约稿的编辑老师们，照片有，但是我不想在今天这个日子拿出来，请原谅。很快，有人开始在微博里留言，“今天不行，哪天可以”？
我回复，一年以后。
我想着，如果他们再问我为什么要等一年后，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这张照片现在已经不能改变什么了，这个时候拿出来，除了让受众增长仇恨情绪，恐怕没有别的作用。如果一年后，你还需要这张照片，就来找我要吧”。我在手机上敲好字，准备再有人问的时候回复他，但是，那条微博却再也没有人留言了。
后来，夏俊峰成了我的邻居，2013年10月1日，他被安葬在离我家一公里远的公益性公墓里。如果他还活着，从他的“新家”走路到我家只需要10分钟，但是如果他开车，恐怕就要走得更久一些了。我家小区门前的那条马路被摆摊的小贩们占据着，一开始还只是把摊位摆在人行道上，现在，连机动车道也被小贩们占去了一排车道。每天，小区门前的马路上交织着汽车不间断的喇叭声、小贩们互相比拼音量的叫卖声还有烂水果和鱼类内脏混在一起腐败后的恶臭。我们小区的业主偶尔会因为停车的事和小贩发生争吵，业主们想在马路边画着白线和箭头的车位里停车，但是小贩说那不是车位，那是他们的摊位。
虽然偶尔来执法的城管队员并没有野蛮执法，甚至连小贩们占道摆摊的货物也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暂扣，可以说，那些来“眼神执法”的城管使用的是我见过的最温柔的执法方式。但是小贩们口中的城管依旧有个不好听的名字：“那帮傻逼”。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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