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黄建鹏
1969年的一天，我的妈妈被抓走押上解放牌卡车游街去了，那时我五岁。之后，妈妈被放回来。上小学时，妈妈告诉我，人要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976年10月的一天，“四人帮”被粉碎了。妈妈告诉我，恶人终于有恶报了。上初中时，妈妈又告诉我一个道理，人不要整人，如果有一天你得了势，也不要去害人，哪怕是那些曾经害过你的人，冤冤相报是会循环的……。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是想从摄影的角度来谈谈江青，尽量不带个人偏见，用平视的角度梳理一下我所了解的江青在中国摄影上做了些什么，让读者了解江青的另一面，在新中国摄影史上江青曾用李云鹤之名发表摄影作品、参加影展，同时，她还用李进、峻岭等笔名发表摄影作品，参加展览。
拜师学艺，毛泽东亲自出面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江青时常被病患困扰，这一时期江青偶尔拿起相机拍摄一些喜欢的花卉题材的摄影图片。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学会成立，看着在延安一起生活过的同志加入了摄影学会，有些人还成为摄影学会的领导，她很希望在学会找一位专业的老师教她摄影技术，以便提高她摄影的专业水准。她将“师傅”的人选定为时任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的石少华。
石少华1937年赴延安，毕业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加入共产党，是共产党早期摄影宣传的负责人，与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在延安用照相机记录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众多影像。1942年，石少华创办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第一个画报社《晋察冀画报》社。由于早年在延安给毛泽东拍过照，石少华与毛泽东关系很近，江青也同他认识。这时的江青通过工作人员希望石少华作她的摄影老师，石少华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他怕与她打交道不慎引出麻烦，就用手头工作繁忙，婉言拒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为此很是不爽。
1959年夏，庐山会议召开，毛泽东带着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到庐山，这时的江青只是全国负责电影方面的一个主管领导，还没有直接参与中央上层的决策工作，来到庐山，她也不需要参加任何会议，有很多闲暇时光。她就拿着相机在庐山拍摄了一大堆照片，回来冲洗后，也没有几张能拿得出手的“作品”。江青强烈的感觉到，要想把照片拍好，一定要拜一个老师，她再次盯上了石少华，这一时期，石少华已成为新华社的副社长，工作任务也确实繁忙，江青通过工作人员再次向石少华表达了学习摄影的愿望，石少华还是没有明确答复。一天，毛泽东手下的工作人员来接石少华，说毛主席有请，石少华心情紧张起来。工作人员将他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他一下车就明白了毛泽东请他的意图。进入房间后，毛主席主动与石少华握手交流，坐下之后，毛泽东对石少华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想学摄影，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作为徒弟吧。”石少华当即答应了下来。据说石少华还在毛主席家中吃了一顿简单的拜师宴。
拜师后，技艺渐长，诞生了代表作《庐山仙人洞》
1961年8月至9月，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毛泽东带着江青又上了庐山。8月的一天，晴空万里，到了下午时，晴朗的天空多了一些淡淡的薄云，下午六时许，江青拿着相机站在仙人洞旁，远眺西北方向的锦绣峰，以白鹿升仙台上的御碑亭为焦点，对着庐山这座美丽的山峰进行构图，她大胆将山峰的主体画面放到画面的左下方，留出了大面积的天空，这时，云层开始有所变化，云的质感和肌理也明显起来，江青选用21度黑白胶片，将光圈收到F22，以最大的景深记录画面中的清晰范围。将相机架在三角架上，用1秒的速度进行曝光，同时用黄色滤色镜突出云层中的明暗对比。这幅作品原底片印放时没有上边的松树，只是将山峰拍成剪影，按亮部曝光，突出云的质感。后经中国摄影学会工作人员用两底叠放的方式，将画面上部增加了松树的剪影，使这幅作品的艺术性有很大的提升。
毛泽东看完作品后，赋诗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国摄影》杂志1964年第3期用三个版面较先发表了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和毛泽东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的题词，及郭沫若所写的“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的读后感。郭沫若在为这幅江青的作品撰写的读后感中，写道：“看到了这张照片，我才把主席的诗豁然贯通了……”。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的封底均发表了这幅作品。这一时期，《庐山仙人洞》这幅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71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当时的一线媒体均刊发了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2013年11月16日，华辰秋季影像拍卖会以34万的落槌价，39.1万的成交价成交了这幅影像，作者在拍卖现场观察了这一非常荒诞的过程。
专业杂志发表作品
1957年4月诞生的《中国摄影》杂志是中国摄影学会主办的当时中国最专业的摄影杂志，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中国摄影》就是摄影界的权威，它影响着那个时代中国大陆主流摄影人的观念和行为。1957年创刊时为季刊，1959年改成双月刊，每期发表专业人员及摄影爱好者的作品四十幅左右，全国的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都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按当时的标准，不是拍摄非常优秀的作品，是很难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的。我们收齐了1957年创刊号至于2010年的所有《中国摄影》杂志，经过我多年对《中国摄影》杂志的研究，及所掌握的通信原稿，当时的编辑对摄影作品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但部分学会的领导对江青的作品却是网开一面的。经过我们的梳理，发现江青在1962年至1966年，四年多的时间里个人发表了十幅作品，统计如下：
《中国摄影》1962年第三期发表了《非洲菊》李云鹤摄。
《中国摄影》1962年第五期发表了《春笋》李云鹤摄。
《中国摄影》1963年第二期发表了《紫玉兰》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3年第五期发表了《大叶吊兰》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4年第一期发表了《月季》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4年第三期发表了《庐山仙人洞》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4年第四期发表了《深海练硬功》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5年第三期发表了《茶花》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5年第五期发表了《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李进摄。
《中国摄影》1966年第二期发表了《穿越火障》李进摄。
这些影像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性的作品，如果没有江青的特殊地位，是很难在中国最专业的摄影期刊上发表的。不仅是发表了这些一般的影像，而且她发表的数量也是远远超过当时国内顶级摄影大家，如庄学本、薛子江、蓝志贵、吴中行、吴印咸、蔡俊三、梁祖德、陈正青、张印泉、刘旭沧等人的发表数量。
文革前大量作品入选全国影展
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于1957年12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直到1965年12月，共举办了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加上1955年新中国举办的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全国影展“摄影艺术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展出)，文革前，也就举办了十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影展。
江青首次参加全国影展，是以李云鹤的名字，参加了1961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这届展览从全国846位作者的2905幅作品中选出了232位作者的317幅作品。江青的四幅入选作品名为：《天堑变通途》、《暮色》、《上海之夜》、《玉簪》。
1962年12月，在第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上，江青以李进之名入选了五幅作品名为：《昙花》、《苦瓜》、《紫玉兰》、《洁白无瑕》、《武生谭元寿》。第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是从全国1131位作者的3548幅作品中选出了282位作者的420幅参展作品。
1963年12月，第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江青以李进之名入选六幅作品名为：《少女》、《秋菊》(彩色)、《月季》(彩色)、《蟹篓黄花》(彩色)、《虹桥赠珠》(刀马旦张美娟 彩色)、《大叶吊兰》(彩色)。第七届全国影展的作品是从1090位作者的3707张参赛作品中选出了221位作者的327幅作品。
1965年3月举办的第八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江青以李进之名入选了九幅摄影作品名为：《练兵》(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之一 彩色)、《连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之二 彩色)、《就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之三 彩色)、《向前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之四 彩色)、《搜索前进》(彩色)、《深海练武》、《渔港之晨》(彩色)、《茶花》(彩色)、《水仙》(彩色)，这届全国影展有1100多位作者的4000多幅作品参加评比，经过评选展出了274位作者的463幅作品。江青在这届展览中一人独展9幅，我们只算入选作者及作品的平均比率，是每人不到2幅，而这时的江青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在中国摄影的专业舞台上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对于这届影展图录是这样评价道：“这些作品，是我国摄影工作者、摄影爱好者，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努力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结果。”
1965年12月，第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江青以李进之名入选了三幅作品名为：《飞车换轮——摩托车兵训练活动之一》(彩色)、《穿越火障——摩托车兵训练活动之一》(彩色)、《通过钢轨桥——摩托车兵训练活动之三》(彩色)。这届影展是文革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全国影展，第九届影展已经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几乎没有艺术作品入选，基本上全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搞运动的图片，当时的图录是这样评论的：“第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主题是：全国人民高举毛泽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具体内容有：热烈学习毛主席著作；——全民皆兵，时刻警惕着；——工业、农业、财贸各条战线，以新的生产高潮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人民生活；——国内政治，国际友好往来，中国人民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江青以李云鹤、李进之名从第五届全国影展至第九届全国影展，共参与了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入选国展作品27幅。
《新摄影》杂志狠批石少华
1966年春夏之际，中共中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艺术界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影响，中央认为“文化战线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领域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中国文联所属各艺术协会被迫停止工作，中国摄影学会于1966年6月12日由石少华宣布停止一切工作，《中国摄影》杂志发行到1966年第二期，第三期刚刚印好但停止工作后这些杂志全部化为纸浆，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摄影杂志《中国摄影》被迫停刊。
这时的江青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在江青的授意下，1968年1月，由原来摄影学会造反派组成的《新摄影》编辑部在原北京瑞金路十四条61号发行了一本38页的胶版纸印刷的《新摄影》1968年第1期杂志，这本杂志封面、封底和封二都刊登了江青的摄影作品，封面为《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封二为《庐山仙人洞》，封底为《连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杂志选了十二篇文章，有《新摄影》评论员所写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雷红军所写的《评“莫斯科国际影展”与叛徒石少华》、紫薇写的《解剖周扬“谈摄影艺术”的反动本质》、肖菁写的《从陶铸的“换头术”到石少华的“移身法”》、林卫东写的《两张照片与两个赫鲁晓夫》、鲁迅兵团写的《砸烂摄影学会！砸烂文艺黑线！》、原中国摄影学会大批判组所写的《刘少奇利用摄影进行篡党活动的罪行材料》、向太阳所写的《石少华丑闻录》、中国图片社“扫害虫”战斗组所写的《一具摄影僵尸——张印泉》、武汉钢工总宣传部和中国摄影协会武汉分会红色摄影战士合写的《反动画册“湖北”和王任重的皇帝梦》等，这期《新摄影》杂志发表了十一篇短文，竟然有三篇是指明道姓直接批判和丑化石少华的文章。这些造反派用“打倒一切封、资、修”的方式书写摄影批判文章，用低俗、暴力的语言，低级谩骂的表达方式来对中国摄影界的实权人物石少华进行人身攻击。我认为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对石少华的个人攻击，这些用非常血腥和暴力的文字堆彻起来的短文，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不得不使我们这些后人感觉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世态炎凉，混乱不堪的时代。
江青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习摄影，一直到文革期间，都热爱摄影。我没有机会看到她太多的作品，也没有看过她太多的原作，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她是一个能自己熟练掌握摄影技巧的摄影师。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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