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贺延光
我没上过什么学，我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搞新闻摄影的事儿。
我干的比较晚，29岁才开始，中学毕业想当兵，没当上，于是就插队。我读书学习不算好，压力很大，我从内蒙搬到北京，早上一年学，比我的同班同学至少小两岁。我考高中的时候开始文革，我加入了红卫兵，就可以不考试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还做过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代表，那时候人都疯了。但是我当时不觉得疯，从内心里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见过毛泽东他老人家，我们在东头，那天他走到天安门城角，拿着帽子挥手，我是近视眼，看不清，影影绰绰。但是感觉他老人家能看到我，无尚荣光。我和我的同学走了不少地方，红卫兵串联吃饭、坐火车不要钱。那时候也拍了一些照片，我们家里有一台旧照相机。
那时候照相机是非常奢侈的，一般人家里没有照相机，我们家虽有一台，但仍作为玩具。之后到黑龙江插队，我都没有带，插了两三年队回北京以后突然想要把照相机带上。胶卷也比较贵，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礼拜天偷偷钻到野地里拍纪念照，我们抱着冲锋枪做出非常威武雄壮的姿势留念。不敢跟别人说，因为胶卷贵，你给谁照，不给谁照，得罪人。
直到有一天，房东老太太看到我给朋友照相，她说能不能给她的孙子孙女照，我怎么能说不能呢？我说没问题，以为是客气话，但老太太认真，上炕打开柜子翻新衣服，我心想坏了，因为没胶卷，又不能说没有，我记得很清楚，两个小孩流着鼻涕站在雪地里让我拍。我想混过去，但老太太追着我要照片。后来实在躲不过去，我说胶卷弄到佳木斯市冲洗冲坏了。后来回到北京，在工厂呆了六年。那么多年我经历了好几件事，一直觉得照相机是一个玩具。
八十年代初，军事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叫《老战士展览》，就是一些摄影前辈在战争年代拍的照片。他们那时候器材也是简陋的，说水平也不很高。头几年我和一些朋友聊天，有的朋友说，新闻这个东西拍个影就行了，就怕你拍不上，我说我反对，业余作者在现场把一个重要新闻抓下来很不容易，值得鼓励，但是职业记者或是专业级的发烧友，还是要求他把照片拍好，甚至能不能拍得最好？现在大家都有相机，你不能拍的最好很可能就要被淘汰了。
这个影展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影展对我影响非常大，后来我被调到北京团市委干了两年，北京青年报要复刊，正好我当时实在不愿意在机关干了，我就要求去当记者，我从小受的革命教育就是关心国家大事，我当时的状态也很自然地去关注社会。
我要求去北青报当摄影记者，那时拍照片的人少，机关的人都知道我会拍照片，但我当记者就不敢蒙事了，当时一台相机还要经过市委批的，买个沙发和电视就更费劲了。
当了摄影记者，我得学习，到文化宫去听课，一位老师讲拍黄浦江的夜景，灯光一亮，黄浦江的船来来往往，产生各种各样的线条，拍照片时统一灯亮，然后用无线电要求船走来走去，摄影师可以调动千军万马，你看照片漂亮吧？但是一般人还真拍不了。
后来看《解放军画报》的照片，部队的伞兵飞过长城拉出很漂亮的线条，一般人能拍得了吗？中国的摄影始终是这样，我刚当摄影记者的时候仍然在走这个路，我后来总结了八个字：“领会精神，组织画面”。
我第一次见报社记者拍照片是在五七干校，有一天领导说人民日报的记者要采访我们班长，大家做准备，扫院子，干了三天。领导来了以后把我们几百人弄到地里，从上海牌小汽车里下来两个摄影记者，他们要求我们几百人在冬天的田地里走出之字型的图案来，据说构图好看，一遍一遍就跟拍电影似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怨言，折腾几个小时。过两天领导又通知大家：人民日报来电话说拍的不理想，让改天再来一遍。
我到中青报以后，正好是夏天，拍暑假生活，我也在办公室里画草图，这么拍行不行？征求领导意见，行，我就找个胡同，找一些过暑假的孩子：你这么干，你再笑一笑，不胜其烦。我第一张见报的照片是拍一位劳动模范，25岁的一个厨师，我让他刻萝卜花，旁边还找别的厨师配合，用一个灯把侧光打出来，我拍的累，看的人也很累，但这就是我在中青报见报的第一张照片，还是高兴坏了——我的照片能见报了。
我运气好，赶上改革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新闻、摄影界也展开了讨论：抓拍还是摆拍，真拍还是假拍。我参与了讨论。那时，中青报的一位老记者，批判另外一位老摄影记者，罪名是什么呢？说新闻第一要新，第二要快，这是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现在不新，不快怎么行呢？可在那个时候这种想法是占不了主流的，我到中青报也走了一段这样的路，幸亏时间不长，我自己不讲别人还不知道。我参与了这个讨论后，再加上插队的经历，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开始看国外摄影师的照片。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刘香成，对我影响很大，他到香港和美国读书，毛泽东去世时回到北京，他本能地感觉到中国要变化。我当年和他见面的时候不记得是在哪个教堂里，虽然擦肩而过，但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我们同背照相机，年龄相仿，他留着胡子，国内的年轻人当时不能留胡子，也不能戴墨镜。
刚开始对他的照片不以为然，但过了几年，他出了一本小册子：《毛以后的中国》。我在同事家里看到，有几十张照片，我一翻，我感觉到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我说他这照片弄成一本，再让你看，太了不得。我想这个生活我都经历过，但是我怎么没有想到拍呢？这一页翻过去了，想拍也来不及。
20年后，中青报的编辑问我，改革开20年，你拍没拍过建国饭店？那是中国第一个合资饭店。我说我真没拍，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照片。刘香成拍的一个机关的会议室，机关干部翩翩起舞，跳交谊舞，墙上是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像，我看了这样的照片非常感慨。那时候，北海公园要是有年轻人拿着录音机学跳交谊舞，是要抓人的。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你没有感到社会前进的脚步声吗？可这都是司空见惯的生活。
我们干摄影可以干得晚，可以业余。但如果为读者服务，为报纸工作，我们的照片就不能孤芳自赏，艺术家可以。我到798参观，有些东西看不懂，也不敢说话，我怕露怯。艺术家可以孤芳自赏，可以特别张扬自己的个性，别人看不懂才神秘。新闻照片不行，你所有的内容都应该让读者看懂。所以你只要想传播图片，为大众服务，提供给媒体，你必须要考虑读者。
我原来有过这样的经历。女排第一次打世界冠军，大会堂有一个座谈会，我拍了一张，回去我们的编辑问，她们说什么呢？我说郎平说什么，臧克家说什么，全场怎么笑的。可是编辑不在现场，读者不在现场。你的感受能让读者同样感受到是非常重要的，摄影师的本事是把读者带到现场去。当然有技术的限制，但是最重要的是意识。技术问题都好解决，但在意识方面，你拍新闻照片，你一定要研究别人，研究社会。新闻照片说到底就是个变化，社会变化的过程对新闻摄影来讲非常重要。
歌功颂德对新闻来讲没有用。去年和国外摄影师到沙漠PK，主办方组织了几百人跳陕北腰鼓，气势非常棒，尘土飞扬的，有的中国的摄影师在拍，但是外国摄影师没有拍，他们拍什么呢？拍活动解散后，这些人和周围游客真实的关系。我们要注意自己身边的生活，不要一天到晚想着拍大事件，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触手可及，但是你可能没有感觉，有的人就有感觉。
我们周围的生活比我们的照片丰富的多，我们应该抓住生活，不要老想着名川大山，华山过二百年还那样，你总有机会拍。但社会生活稍纵即逝，人的变化是最丰富的。往往拍人的照片是最吸引人的，摄影师通过照片也在看自己。当然拍好什么都不容易，拍好风光，拍好创意照片也都不容易。
我下面提到的一些照片，有的题材可能是职业记者才能到场的，但是有很多题材谁都可以拍，而且是什么照相机都可以拍。
我得奖的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前门大碗茶，北京街头出现了大碗茶，文革前是没有的：不许做小生意，后来开始出现个体经济的萌芽。我在天安门金水桥拍的，金水桥是天安门的象征，天安门是北京和中国的象征。今天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半壁江山以上，它就是这样开始发展的。遗憾是，我当时用了一个标准镜头，一点也看不出环境来，拍新闻照片很多时候环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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