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前，北京的一家画廊和李媚他们帮着选了一套25张，限量三十套，后来嘉德拍卖会上上拍过，成交价10万左右，再后来可能也有个人收藏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按套买的，可能有的买几张，有的买一两张。
应该说《麦客》的销售不是很理想，肯定不是很理想，因为也没有人在做。目前侯登科的作品，没有画廊代理，这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曾经多次问过李媚，李媚觉得年龄都大了，也没有精力，再一个他们也不是做市场的。目前，侯登科的几万张底片，都是存在银行里。
从我个人的意愿，我当然还是希望《麦客》能进入市场流通，我觉得这个对于无论这个奖项的资金来源，还是以后的一些长远的考虑的话，都很有意义。但是现在实际上没人愿意碰这些东西，大家都很谨慎，但我完全能理解。
四
1980年代初，时任西安铁路工程处电影放映员的侯登科，在工作之余开始喜欢上了照相的事，当时单位工会有一台国产135型珠江201单反胶片相机。同中国许多基层摄影爱好者一样，起步时期的侯登科在摄影的初始阶段，自我摸索地拍摄了许多光影、人物类型的习作。
实际上，老侯在去世之前，我们俩有一个约定，也就是等他去世之后，我不谈侯登科，我当时答应他了。后来闻丹青、李媚他们做的那本纪念侯登科的书里面，我虽然也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没有过多的谈老候，结尾的时候我说了我们俩有个约定，不谈他。
我们当时的约定是有原因的，或许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对他的了解，我既了解侯登科好的一面，也了解侯登科生活里不好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希望我谈他，这个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我对老侯的认同，不只限于我跟他学摄影，聊摄影，看他拍的底片，也有对他人格方面的认同，他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迪。但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摄影上老侯极其真诚，充满热爱，从性格来说，老侯就像李媚的文章里写到的，他是女人天然的朋友，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格魅力，但生活里，他其实有一些不良嗜好，打牌、抽烟、喝酒甚至酗酒，尤其到了发病之前的后期，你知道他每一次只要一喝酒就要喝醉，喝完酒干什么，就是打电话，给这个朋友打电话，报告一遍，给那个打电话，最后，给很多朋友造成一种骚扰的感觉。
侯登科因为他从小的经历，童年像一个孤儿一样长大，他有他个人应对社会、应对生活的很多方法，我们长期跟江湖打交道的话，都会有一些人的经验和应对，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对政治的应对等等，你想，当年八十年代末期《现代摄影》的检查都是侯登科给写的。
现在，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我思考，包括网络上一些现象，人们很容易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侯登科的摄影以及侯登科这个人搅和在一起，这反而让彼此都变得模糊了，我觉得这非常不好，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侯登科的作品也好，包括一些往事也好，可能还是需要人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摄影奖只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虽然这个奖是以他当年的遗愿来设立的。
五
基于《麦客》那组作品销售状况不理想，再加上几个原本答应资助侯登科摄影奖的老板屡次爽约，第二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就遇到了麻烦，都快到截稿期了，但资金却仍然没有着落，后来王西野出现，李媚和他先生老范亲自去谈，第二届的事情化险为夷，顺利地解决了，但往后怎么办，当时我非常焦心，王西野也有继续资助的意愿，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要把这件事促成。事实上，那个时候，包括王西野，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善意，尝试着去成全侯登科摄影奖这件事，尽管当时在北京谈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小的波折，但后来，这个项目还是成了，李媚接受了谷仓影像馆5届10年共100万元的赞助，并答应了用200张侯登科的照片来回赠谷仓艺术馆。
这200张作品是谷仓的一个特别收藏，王西野在后来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也谈过，他不会让它们进入市场流通，仅作为谷仓的馆藏作品而存在。
2010年4月3日，在老侯的家乡，陕西省凤翔县，他们签订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接受资助的合同。
7月，我去郑州于德水老师那挑选那200张照片，重新审视侯登科一生的4万3千张底片，我的心情反而变得沉重和沮丧，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残酷无情，另一方面，我也有我的私心，我觉得老侯的作品，应该有个比较完整的呈现，有个较为完整的收藏。这200张作品后来挂在雅昌艺术网了，加上《麦客》那25张，谷仓收藏的侯登科作品就有225张，作为一个私人美术馆，它对侯登科作品有了一个比较整体的收藏，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六
说实话，侯登科这一生里，所有拍摄的这4万3千余张底片，作为那个年代中国的摄影家，也许不算太少，但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或者放在一个历史的时空里来看，一个摄影家的一生，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我时常会回忆起那一次挑选侯登科底片档案的经历，在选择这些照片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侯登科摄影的起步、求索、思辨、拍出大量好照片的高峰期，也窥视到了他生命后期摄影的低谷与无奈叹息。
《灞河塌桥抢险现场》，2002年，陕西西安。侯登科最后的摄影。正是在此次西安灞河塌桥抢险现场的拍摄中，侯登科肝癌发病昏倒被送往医院检查诊治，侯登科至此放下了他心爱的徕卡相机，永远告别了他的摄影，充满悲呛与遗憾。
在我看来，侯登科最好的照片，是那些静态的、肖像性的、经典的、可以上墙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老侯的很强的一个能力，他能在现场的环境里，快速地预判到、捕捉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构成，一个画面，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我觉得是很高能力的一个体现。
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包含了我对老侯的理解，包含了我自己对摄影的理解，还包含了这些年时间带给我观念的改变，面对着4万3千张底片，我沮丧、惶恐、矛盾，不仅在于那一刻是一个学生在对老师的一生做出选择，也是一个摄影师站在了另一个摄影师面前，用近乎残忍和严苛的、可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对他进行重新地审视。我不知道老侯在天有灵是否会同意我的选择，但我知道，对摄影、对人生的永不停息地思考，永不止步地尝试，一直是他精神里的一部分，这个甚至可能大于他的摄影实践，在我看来，这也是他教给我的最重要的部分。
后来“陕西群体”里的一些人老是说我是个群体的叛徒，当然这话有玩笑的一面，但是也却是有现实的一面，我自己的摄影没有再去延续侯登科他们那辈人的传统，用摄影去叙事，去说故事，去拍土地性的这种东西。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的摄影，和他们八、九十年代的摄影实践，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区别，我没有必要去走那条老路。我想，我要爱护自己，我要尽量地保持和延缓拍摄的高峰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健康地拥抱生活，抑或摄影。
七
从2003年到今天，老侯已经走了12年了，53岁正壮年就逝去，他是不幸的，可过了这么多年，还有李媚、于德水、闻丹青、顾铮、杨小彦、陈小波、王征等等这么多人无私的、不计任何回报的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他又是幸运的。
侯登科去世时，给李媚和于德水对这些底片和文稿的托管授权了12年，可能今年年底就到期了，老侯的大女儿侯小谨，为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延续又追加了5年的延期，也就是说法律上还是再次授权李媚和于德水来继续完成侯登科当年的委托。
他的二女儿侯玉洁正在美国学艺术品管理这个专业的博士，未来的话，可能侯登科这些作品都会交给她了，也许那时候一切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而李媚正在编辑的《侯登科全集》，把侯登科这一生的手稿、书信、包括底片，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呈现，这当然对于侯登科一生的总结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无论是对侯登科，对侯家，还是对李媚、于德水他们，都算是一个事情的完成吧，我很期待早日看到这一天。
栏目编辑|胡巍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