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长江
十年不是个短时候。
十几年以前，我毕业十年后，大学同学朱金海见到我，开头就是一句：“长江啊，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啊！”
不是个短时候。有生死聚散。前年我四十岁，就有一位好同学因病先去了。
2002年平遥展到现在也是十年。汇报些啥吧。
是该说些啥了。因为有些东西，过了十年才看得透一些。
十年前，我们广东这一帮子人，屁颠屁颠，跑到平遥，心情激动，日子快乐，整体说来，还是少不更事的，不知道我们本身的意义。
没意识到我们会轰动一下，也不知道我们在当代摄影史上有一笔。我们只是如唱词说的，“爱好是天然”，但这种先行一步的市场经济下一群年轻人的天真探索，没多少先例，有不少创新，很是重要，一旦整体亮相，就出尽风头，加上北方的“新摄影”，可以说，中国摄影同以往突然不一样了，标志着中国个性化摄影时代来临。一句夸耀的话，自古英雄出少年。
比如，宁德的《SOMEDAYS》，我的《纸人》，是少见的置景演出式的摄影；忆城的《从来没有牵手旅行》，自由散漫，让摄影也能为我所用，用到尽，随心所欲，让大家意识到摄影这门艺术的边界有多宽；亚牛的深圳照片，意境超卓那是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是PS的祖师爷啊。
还有魏壁、罗凯星，当时只是朦胧地觉得有个性，虽然也是同伙，却没认识一下。到现在，才会明白他们的作品多好，人也多好。
我们既是不知自己是多么幸福，也不知道以后有多少坎坷。就是一帮认真玩的孩子。又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我们住四合院，天天啸聚来往。那是中国摄影的春天，人人都挂着笑脸。咱们还不时得奖，得奖时就搞怪，像歌迷一样起哄，在古老的街头歌唱而过。这让江湖侧目。广东这帮子人太狂了。只是老大哥安哥也是老顽童，闹得越欢他越高兴。
十年中的事，都不如平遥记忆深，富有质地，历历在目。大约那时好玩，也正青春，而后又没有那么好玩。我想对每个人也是如此。我不如把印象最深的片断说几节，也许大伙有个共鸣——
我是坐司苏实先生开的轿车夜入古城的。进了城门洞，没有声息，古宅老巷阵列，如同重回大清国，实在难以形容。
大宅院中，月光之下，我和许培武摔跤，也算是一佳话。
也是在那个院，我得了铜奖后搞了个酒会。古宅，宫灯，牛肉，啤酒，天下英雄都来了。内地一些朋友不服气，说些指桑骂槐的怪话，场子幸好还没给砸。大约是我们广东的太快乐的原因吧，不懂收敛。还有一些外国朋友不请自到，走得最晚，在古老的屋檐下细细说到一两点。他们确实热爱酒会，能给他们创造聊天的条件，我很满足。
我第一次参展的是《纸人》，场子差，效果差，搞得我灰头土脸。不久和宁德、安哥走进县衙看展，碰到一群鲁美的学生。宁德介绍安哥，学生们“啊”一声，介绍到我，没人知道，又说了句“他的作品是《纸人》”，学生们“啊”声大了许多，并现出惊喜状。这种获得知音的感觉真好。
我知道我可有人睬了。
功名之心也重。第二次参加，都说我《夜间动物园》有戏，快揭晓时是午后吧，假睡，大家摇醒我，告诉我获奖消息，我假装不明白，继而无所谓。幸亏这一辈子还得了这一个小奖，要不有点难交待。
城墙上颁奖。少年合唱团捧着蜡烛鱼贯而上点将台，夜空下弥漫“轻轻地吻着你的脸……”。很是圣洁。再也没见过这么浪漫的颁奖。
那个饭馆，贵是贵一点，但老板两口子形象好，又极绵，极温暖，有古风，称得上天下第一。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当时我一时之兴，送了一张动物园照片给他们，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诸如此类。
那么有趣的小集体生活，再也没有过。大多是个人的生灭历史了。
中国这三十年的翻天覆地，正好和我们的成年与中年时期雷同。一个国家和一代青年同步成长，经历青春洋溢，也继而青春残酷，然后物质丰富，意义颓唐。这就是运程。
记得小时候有一部很惊心动魄的电影，叫《大浪淘沙》，影片的开头，那三位青年，在船上结为兄弟：“不为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声音悲壮响亮。只是，大难之际，理想各异，叛变的叛变，革命的革命，颓唐的颓唐。最后，只有无人的沙滩，惊涛拍岸。人世一场，个人如沙子般无足轻重。
平遥之后，我们也散了，有的走了，有的离了。虽然大家还是朋友，可是终究面对各自的中年问题，少有欢聚一堂。
所以后来安哥很失落。这，我也有责任。然而人生无可后悔的，在这个时代中，谁都想活好，但谁也难以把握自己的命嘛。其实，在二千年后中国意义失落的时期，对我们这帮子人的真正考验才算到来。此时，不是天纵其才、少年心志就能解决问题的。何况，我们经历的正是中国没有过的、无可借鉴的大时代。在大时代来临之际，文革后的中国青年接受的是不成熟的、失却传统的教育，徒然天真烂漫，只会零落成泥碾作尘。安哥，咱们自个心里其实更不好受。
怎么办？
我想，我们伟大的参展者沙飞的名字取得好。老子那怕只是一粒沙子，也是要飞的。
我想，作为真纯的人，对社会和他人都有责任感的人，安哥的平遥帮虽然错漏百出，但是终究有一线理想牵引，没有一个人向命运屈服过。遍体鳞伤，然而那颗内心越来越强硬。
活下来就好，有作品就好。安哥应该开心，这帮人还在搞，走资派还在走。
拿我自己来说，灵感这东西，算是没停过。只不过因为生活变故，加上还得上班，拍摄时间不多。总的说来，还可以交差吧。
2003年后就没再去平遥了。之后，我继续拍摄《三峡》和《纸人》，不过其中的想法变化不少。
《三峡》的纪实部分一直拍到2008年。2003、2006年又搞出《三峡 黑匣子》，2006年还在三个地方作上吊演出，也成一个单独的作品；2007年开始，又开始搞大画幅的景观摄影，主要也是在重庆江边。
《纸人》，陆续拍了一些，在上海作了个很好的展出。然后，应《生活月刊》之邀请。拍了续集《纸人 山海经》。相关的文章，一半是纪事一半是小说，是我最好的文字之一。顺便说一句，我的文字，也是这些年才真正上了档次。近年出的《三峡日志》，还有在《城市画报》的三峡散文专栏“涉江抽思”，都还可以。人出不去，评论也就写了不少，成了摄影评论师了。
2010年开始，我和肖萱安又开始了一个可爱的计划，拍标本。目前正在进行中。
平遥之后的东西，总是有接近于终极思考的意思，由是作品未必有以前的“惊奇感”。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大多如此。有些朋友更是转向搞行为与装置了。
安哥说过，看一个人的摄影要看他一辈子，我也认为，一辈子一个人的风格多半趋于沉静，高手会走向大象无形，含蓄而有力量的那种。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十年的前后值得我们研究。所以，大理也相当重要。
我第一次去大理时，是1990年代。感情出了点问题，去云南找找当年暗恋过一阵的女同学疗伤去了。同学的老公也是同学，男同学大度，让女同学陪我去了大理。那回，我是三千块打的来回的。此后再没有这么奢侈过。
那次，在洱海的游船上，见到几十位金花跳舞，明艳诱人。于是大悟，天涯何处无芳草，解决了心理问题。所以，感谢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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