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璜
1884年，中国有多少摄影师？他们拍摄的水平如何？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怎样在西方摄影师的镜头前做鸟散状？这些有意思的问题都可以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 在华西方摄影师 1860-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 Photographers 1842-1879)中文版里找到答案。
一、有关作者和著作
《中国摄影史： 在华西方摄影师 1860-1879》是三本一套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巨著中的第二本，作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是国际上知名的东方摄影史学家，他致力于东方摄影史的研究近三十年，之前出版有多本有关日本和朝鲜的摄影史专著，这几年致力于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在书的前言，贝内特表明了他著书立作的基本点：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对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因此把挖掘、厘清史料信息作为重点，首先解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这是后续摄影史研究的基础，
有关研究的断代为1840-1879年，贝内特介绍：“我主要关注湿版时代的摄影史。摄影术在1880年前后出现了从湿版到干板的变革，而摄影术进入干板时代，摄影活动变得相对简单、普及，摄影师的数量大大增加，有关摄影家的研究的难度加大，以我一己之力，是无法胜任，希望中国的学者可以在我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成绩。”
无论在史料的收集和还是史论的阐述上，贝内特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他仍谦虚地表白道：我试图对已掌握的资讯做一个归纳和总结，同时增补一些新材料。“作为史书，更是尚待完成”，希望该书成为“读者和研究者面对纷繁的中国早期摄影活动的导航仪和引路标”。
二、有关史料和史论
在贝内特的书中，随处可见国内史学界暂不掌握的史料。究其原因，主要因为早期在中国拍摄的摄影师都为外国人，这些资料又基本留散于欧美，加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的战乱，包括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国内全部的影像资料，割裂了中国摄影的历史。大多数出现于《中国摄影史1860-1879》的摄影人士都是目前国内的摄影史从未解读过的摄影师，这些资讯是第一次以中文分享给中国摄影人。
在《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979 》一书的开篇，贝内特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威廉•普赖尔•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1834-约1900)，并认为他曾经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主要对手，作品为国外许多博物馆图书馆所收藏。作为19世纪70年代远东最佳摄影师之一(p19)， 为什么弗洛伊德为中国早期摄影史所“遗失”？是否因为他过分地为商业驱动影响到其作品的质量？
随后，贝内特采用了整整一个章节介绍了被他称为“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27年的摄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桑德斯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除了肖像外，还拍摄众多其他的内容和题材，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并在《远东》( Far East)、《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杂志发表，广为流传。从贝内特收藏的照片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桑德斯就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照片，如法堂、轿夫、马车、囚犯、吸食鸦片等等，他在摄影史的成就不仅局限于报道和肖像，应该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插图摄影师"。虽然桑德斯当时拍摄照片的主要目的，是将照片作为商品销售给感兴趣的买家。但由于这批影像成为了摄影术发明后，一个多世纪里东西方视觉文化交流最流传最广的影像，构建并影响着外国人的中国视觉记忆，并“场景再现”地为中国留下了十九世纪中叶的珍贵影像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贝内特对桑德斯照片的收藏和开拓性研究，让桑德斯跻身于十九世纪最重要来华西方摄影家，并导致了收藏市场其照片价格的飙升，2011年10月，9张据考证为桑德斯拍摄的1860年代的北京原版老照片，在纽约拍卖出了36万多元的价格。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也是贝内特较全面推介的来华摄影家。1870年，查尔德作为工程师受雇于我国海关稽查总局来到北京，是1870-1880年代北京地区最活跃的西方摄影师之一。在长达19年驻京期间，他较为完整地纪录下清朝皇城和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景，以及北京的人文景观，最为珍贵是一批最早的被鸦片战争摧毁的圆明园和颐和园遗址。此外，在已经有干板的时代，查尔德采用玻璃湿版照相工艺来摄制照片，不论从构图、光线运用、蛋白照片印制水平来说，都是同时代高水平的摄影艺术品。可以说查尔德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影像史料，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影像艺术品，他的作品为欧美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所收藏。托马斯·查尔德是中国晚清摄影史上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遗失”大家。
此外，贝内特还介绍了中国最早采用照片的出版物《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和《远东》(The Far East)杂志。《中国杂志》创办于1868年，是国内第一本出版发行的摄影杂志，是“中国新闻摄影领域的先驱”(p308)，《中国杂志》采用将照片贴入册内的制作方式，保留下了如比托、米勒、坎米奇等第一批来华摄影大家的原作。八年后，《远东》杂志新系列移师上海重新出版，共收录了约二十位摄影师的数百幅中国的原版照片，是研究19世纪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原始刊物之一。鉴于目前学界少有对《中国杂志》和《远东》杂志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贝内特书中提供的资讯不仅是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摄影家和摄影传播，也是研究中国新闻史、视觉传播史，中外视觉文化交流和影响及融合珍贵的参考资料。
贝内特还在书中介绍了几十位从未在中国摄影史中出现的来华西方摄影家，如已知最早在西方发行中国商业照片的皮埃尔• 约瑟夫• 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1829-1897)， 最少在中国客居25年的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 最早在台湾和厦门从事摄影活动的摄影师之一朱利安·爱德华兹(St. Julian Hugh Edwards,1838-1903)，长年驻扎在宁波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华生少校(Major J.C. Watson,1834-1908)、最早来华的俄国摄影家伯杨斯基(A.E.Boyarsky,也称Boiarsky)、以及极富有冒险精神病娶苏州女子为妻至白头偕老的洛伦佐·费斯勒(Lorenzo F. Fisler, 1841-1918)、极富艺术天赋后成为奥地利宫廷摄影师的威廉·伯格、捷克贵族摄影师雷蒙特·冯·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Baron Raimund von Stillfriend-Ratenicz,1839-1911)等。此外，对在中国摄影史中虽提及，但缺乏详细资料的约翰·杜德格龙(John Dudgeon)，亨利·坎米奇(Henry Cammidge)等，也做了很有价值的介绍。
本书还提供了19世纪中国摄影的生态，其中包括有《远东》创办人和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1826-1880)对中国摄影家的评价。布莱克不仅是十九世纪中国摄影史上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位摄影出版人，本人也是一位摄影家，他曾雇佣中国摄影师前往长江上游拍摄，但对拍摄结果“颇感失望：中国本土摄影师不能让人信赖。中国艺术家实在不会选景，通常只能胜任摄影室里的工作”。(p308-310) 这与已知的约翰·汤姆逊对中国同行的评价不谋而合。
在附录所收入的文章中，保罗·尚皮翁发表在《摄影新闻》上的“在亚洲从事摄影活动的困难和问题”，不仅对两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摄影器材的化学药品有着准确的记录，而且纪录下了中国人对镜头”摄魂“的迷信和恐惧，国人在西方摄影家照相机前鸟散的情景，拍照后最多两年就会死亡的说法，将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对摄影的态度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洛伦佐·费斯勒冒着危险，坐“垃圾牛车“潜入紫禁城拍摄的游记“中国冒险”，更让摄影师成为了已知的第一位在宫内拍摄的摄影师。
在摄影史论的研究中，贝内特也颇有建树。对1860年前后在广东一带活动的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986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认为“米勒的照片局限于西方猎奇的视角，缺乏对中国社会深入的感受和体会”，这个观点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并一直主宰着中国对米勒的评判。但贝内特研究表明“米勒不仅是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家之一，还是早期在华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家”。实际上，米勒拍摄的中国人是中历史最早肖像，是几乎所有的近代中国历史所必须采用的照片，也为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各大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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