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内特还认为1859年来华的意大利摄影家贾科莫·卡内基(Giacomo Caneva)是第一位来华的欧洲著名摄影家；大卫·格里费斯(David Griffith)是早期在华摄影师中摄影技术最为优秀的摄影师；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制作有远东地区最好的手工上色的人像照片；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ders)是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达27年的摄影家等等，类似的独到见解在贝内特的三本书中随处可见。
三、有关学术和成果
谈论贝内特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贡献，还需要涉及他系列巨著中的另外两本书：2009年出版的加之2009年出版了《中国摄影史1842-1860》(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于2011年出版了中文版)和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仅有英文版)。
在《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贝内特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考证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在目前有案可稽的法国摄影家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44年拍摄的中国照片之前，西方的文字记录表明英国使团的伍斯纳姆(Dr. Woosnam)和麻恭(Major Malcolm)曾于1842年在江苏镇江附近拍摄过照片，而美国外交使团的随团画师乔治·韦斯特(George West)就是一名摄影师，早于法国摄影师埃及尔携带照相机来华，可惜至今没有发现这些所拍摄的照片，可能连影像都没有留存下来。
此外，贝内特还对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室；上海的有一批摄影室、第一位来华的商业摄影师、第一批有关中国的战争影像、中国最早的立体照片等进行了考证和研究。
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一书中，贝内特收集有350多张原版老照片涉及了400多位中国早期摄影家，是一批中国摄影史中“被遗忘”的摄影家和作品。可以预料，这些国内从未出现的资讯将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丰富其研究内容，扩展其研究领域，甚至改写中国摄影史的原有结论。
四、有关研究方法和附录
用中国人的角度，贝内特的研究方法实在“笨”。他采用的是历史学研究中最传统，也最基本的方法，找寻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如当年的文件，信函、广告、游记、铜版画和记录等原始资料。比如，贝内特在研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时，不仅调阅了当年英国社会普查时有关汤姆逊的资料，还有汤姆逊的死亡记录，甚至探访了墓地，见证了这位中国摄影史上最伟大摄影家的长眠之地。这是一般人都可能胜任的工作，但很少看到当下的中国学者如此“吃力不讨好”地在研究中国摄影史。
还有贝内特依据来华摄影师的职业、来华原因和目的，将摄影师分类为外交官、职业摄影师、非职业摄影师、过客、商人等，这种对身份的考证和界定，让后来的研究人员可以进入当代艺术的范畴来观看、读解和诠释早期中国的影像和讨论早期中国摄影史，因为职业和生存状态，将影响，甚至决定其拍摄的内容、角度和对照片的诠释，而对身份的认证恰恰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书后列出的“中国摄影分区年表”和“1842-1879在华摄影师名录”中，贝内特整理了大约200位外国摄影家，以及他们在华活动的地点和时间段，这无疑为早期中国摄影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础。此外，贝内特按时间顺序列出十九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外摄影发展史的重大事件的“中国摄影年表”，也将对考虑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摄影史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和脉络。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三本《中国摄影史》共发表了近千张照片，贝内特均标注了照片的出处和提供者，其中不乏他个人收藏，这将在国内摄影史学界的研究，设置了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标准。
贝内特希望该书成为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的导航仪和引路标，仔细阅读该书的读者不难发现贝内在这个繁杂领域留下的指示：
“法文与俄文资料的研究不足，对法国和俄国摄影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来华业余摄影师活动的研究，还挖掘的不够。。。目前得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传教士的档案中，有很多有关摄影活动的记载，目前的学者对这批浩瀚的资源，大多望而却步，一自之力无法胜任，是值得研究开拓的领域；
“大卫·格里菲斯笔头块、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建议后世学者可以对他的文章做专门的研究。。。
五、有关态度和翻译
贝内特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贝内特的学术质量可能受到其自身所收藏原版照片“商业价值”的影响，甚至认为是一本销售自己藏品的书。不过，我们回到该书写作的原点，作者是为了研究写书而收藏，不是为了自己的收藏而写书，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值得肯定。贝内特对此的回应十分中肯“书中发表的主要是他多年收集的资讯和研究的成果，没有过多的个人评判，他希望中国学者能在书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摄影史做出中国学者独立的评价。”
留美学者王瑞建议：真有志于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妨仔细认真且暂表虚心地好生阅读和研究此洋人版的《中国摄影史》。我以为眼下还得从认真看书学习，弄懂此《中国摄影史》做起。我们就以古人“满招损、谦受益”，的格言为鑑，来回味这些属于我们也属于人类的早期中国老照片吧。在被泰瑞·贝内特领先条理化的《中国摄影史》实证基础上，国人理所应当地具有以自身历史文化为依托、来论证中国摄影史观的先天优势，眼下需要的是暂缓的高喊，让我们从一个个切实的史料个案，踏实地做起吧。何况英国人泰瑞·贝内特已经以其殷实的成果，为所有中国摄影史研究者做出了有所作为的学术表率。
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与其他形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同，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欧洲的摄影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进入中国的，其在南方的流行和扩散与1840前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在北方的扩散和流传则与1860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此外，早期在华西方摄影师的活动也多与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这万万不可成为滋生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后殖民主义”心态的原因。当下，我们应该注意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去了解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资讯和观点，才可能在中国摄影史研究领域进行包括“后殖民主义摄影”的多元研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连摄影术是怎么成为了殖民的工具，摄影怎么殖民了中国都不知道，“后殖民摄影的研究”也无从谈起！
摄影史学界并未意识到一个现象，我们对世界摄影史的了解远多于对早期中国摄影史，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有不少“世界摄影史”被译介到中国，而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的专著却仅此一家，国内也仅有一本出版于1986年、被学界称为“不完全的“《中国摄影史》。当下，中国学界甚至无法与国外的学者就中国摄影史的问题平等交流，因我们不掌握资讯。回到世界摄影史，欧洲人写有欧洲的“世界摄影史”，美国人写有美国的“世界摄影史”，甚至欧洲法国的“世界摄影史”和英国的“世界摄影史”也不尽相同：两国都自称发明了摄影术，法国人写的“中国摄影史”强调留有最早中国照片的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而英国人写“中国摄影史”则力推约翰·汤姆逊是摄影的马可·波罗。中国人应该怎样写自己的摄影史？中国人将怎样来写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摄影史”？
最后，还应该谈谈摄影著作的翻译。100多年以来，严复提倡的"信、达、雅”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翻译中最重要的因素。贝内特三本巨作的译者徐婷婷有着国内外学习摄影的背景，还具有在华辰影像和中国照片档案馆从事历史影像考证鉴定工作的经历。她严谨的翻译让中国摄影人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国外留存的资讯以及外国学者对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观点，了解外国人眼中100多年前中国摄影业界的生态。
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发表于1884年2月29日《摄影新闻》的文章留下了准确的纪录“当时中国已经有几千名靠摄影谋生的摄影师”，除了赖阿芳，同心等不多的入史摄影家，他们是谁，在哪个城市？什么年代？拍了什么？中国摄影人可以在贝内特的第三本巨著《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0-1879》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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